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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山解放后，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“壮丁”家属问题。蒋军溃退时从岛上抓走的“壮丁”4700多人被迫当了国民党兵。他们的家属、姻亲关系遍及全岛。能不能为他们摘掉“敌伪家属”这顶帽子呢？谷文昌想到了入岛的那一天，既有欢腾的锣鼓，又有哭诉的群众，“亲人哪！你们怎么不早来一天？”谷文昌向县委提出建议：“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，对人民负责。国民党造灾，共产党要救灾。”县委决定：把“敌伪家属”改为“兵灾家属”。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，经济上平等相待，困难户予以救济，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。这两个字的改变，是一项多么重大的政策！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啊！一项德政，十万民心。这些家属对国民党恨之入骨，对共产党亲上加亲。她们说：“国民党抓走亲人，共产党却把我们当作亲人，哪怕死了做鬼，也愿为共产党守岛。”
 1958年，“千斤稻，万斤薯”，“拔白旗，放卫星”之风吹进海岛。在地区评比的图表上，东山养的猪还不如外县的猪尾巴大。谷文昌心里有数，掷下铿锵有力的四个大字：实事求是。年终东山县超额完成生猪调拨任务，在地区评比表上“猪尾巴”变成了“猪头”。
大炼钢铁之风吹遍全国，许多地方小高炉林立，炉火熊熊，扶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东山怎么办？谷文昌冷静地说：“东山缺柴烧，又没有矿石，怎么炼？”上边催得紧，下边更着急。谷文昌说：“那就先砌个炉子试一试。”试的结果，不言而喻。
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的口号铺天盖地，把亩产吨半谷万斤薯的典型吹上了天。谷文昌带上县乡干部到“吨半谷”的地方参观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谷文昌彻底明白了，这样的密植不能搞。但是，上边批评他“右倾保守”。他却不急不躁地说：“我们先试一试吧！”他在埕英大队搞了一分试验稻，按照上边的要求密植，一周后叶黄了、根烂了。还在山后大队搞了一亩密植地瓜试验，结果是枝叶茂盛，但不是万斤薯，而是万根须。
当“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饱饭”的时候，食堂的大锅里却没有饭吃，有些人还得了水肿病。谷文昌面对现实，直言不讳：“革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群众生活，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疾苦，就是没有群众观点，就无所谓革命。”他鲜明地提出，“抓生活就是抓政策，就是抓生产力。”他建议渔业部门向灾区群众每人出售几十斤杂鱼，盐业部门供应低价盐，向地委、专署报告实际情况……县委做出决定：“不准在东山饿死一个人！”要特别关心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；机关干部要下基层，组织农民抢种蔬菜和早熟作物，安排生活；组织医生、护士下乡巡回医疗，为群众治病。地委、专署也向东山调拨了200万斤粮食。谷文昌和县委办公室、组织部的同志到困难较大的樟塘村蹲点，住在农民的柴草间里，一日三餐与群众吃在一起，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，晚上与群众一起座谈，共商抗灾和恢复发展生产大计。当时谷文昌身患胃病、肺病，常常头昏、咳嗽、出冷汗。随行的同志找医生开了证明买来一斤饼干，他当即严肃批评并让退掉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和群众吃一样的饭，受一样的苦，干一样的活，群众才会信任我们。
”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，终于带领全县人民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日子。
谷文昌经常教育干部，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群众观点，为群众着想，从实际出发，不能随心所欲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事实是无情的，好的动机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。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，必须深入群众，吃透情况。他说：“我们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为什么不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呢？”他要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，发扬优良作风，到农村工作时，不当东转西看的“风水先生”；说话办事一是一、二是二，不能弄虚作假；吃饭住宿不搞特殊；关系群众的事同群众商量，不能强迫命令。
谷文昌还要求干部“把政治、技术、业务结合起来，孜孜不倦地学习。结合的最好方法是做什么学什么，管农业的，要懂农业、会干农活，管盐业的要会制盐坎、晒盐……不仅要从书本上学，还要从实践中学”。他以身作则，不仅刻苦学习理论，而且带头学习技术。
谷文昌一年到头，大部分时间在基层。东山的山山水水闪动着他的身影，村村寨寨留下他的足迹，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，在村舍他与农民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。全县四五百位生产队长，他大都能叫出名字来。干部找他汇报工作，群众找他反映问题，他什么时候都不烦，三更半夜也不嫌。他自己常年穿一双黑布鞋，一套灰中山装，深入到田间，挽起袖筒植树，卷起裤脚犁田，拿起钢钎打石头，群众想什么，盼什么，他就带领群众干什么。这样的县委书记，怎能不赢得群众的信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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